伊文思的身影遍布世界各地：西班牙内战、印度尼西亚独立战争、越南战争、古巴革命……他对中国有着言之不尽的钟情与厚爱：抗战期间与罗伯特•卡帕一起经香港来到武汉，用摄影机记录下战争中的中国，取名《四万万人民》；50年代末，应文化部邀请访问中国，并应邀担任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艺术顾问；“文革”期间再次来到中国，并完成《愚公移山》；1984年至1988年期间，伊文思多次来中国，拍摄他酝酿已久的纪录片《风的故事》。这是他对自己几十年艺术生涯的总结，也是他最后一部作品。 本书在伊文思全部电影作品和大--危险地活着

在意大利，费里尼和安东尼奥尼遗憾地在电影语言中表达了“人类永远无法理解生活，只能独自面对命运”的观点。这种观点对埃文斯来说太悲观了。在他看来，他还是20岁，一点也不老。尽管他经历了如此多的打击，他的愤世嫉俗往往出人意料，但他仍然反对各种怀疑论观点，因为他不愿意面对自己信仰中残酷的一面。他总是被年轻人的单纯所吸引，不仅来自年轻女性，也来自他在中国、古巴和智利教过的年轻而理想主义的同事。正如他激励了他们一样，这些年轻人也激励了他。

从19世纪末世界发生的各种事情来看，1898年11月18日星期五是一个非常平凡的日子。报纸上报道了发生在菲律宾的美国—西班牙战争，摩洛哥北部城市丹吉尔的新闻报道“三支法国军队正向摩洛哥边境推进以及暴乱场景”，还有中国农民起义洗劫并掠夺了长江上游的一个小镇。德雷福斯案件（Dreyfus Case） [34] 在法庭上一拖再拖，与此同时，在巴黎某地方，塞纳河上新的桥梁建设工程正在进行，沙皇尼古拉二世（Czar Nicholas Ⅱ of Russia）参加了奠基仪式并启动了第一块奠基石。在海牙，尽管流言四起，荷兰的殖民地事务大臣每周的听证会一如既往地进行着。
那天早晨（1898年11月18日），在荷兰东部城市奈梅亨镇，一个名叫乔治·亨利·安东·伊文思（George Henri Anton Ivens）的小孩出生了，这就是后来闻名于世的尤里斯·伊文思（Joris Ivens）。他的母亲朵拉·伊文思—穆斯肯斯（Dora Ivens-Muskens）在凡·博克恩斯特拉（VanBerchenstraat）15号她的父母亲家里生下了小乔治，也没什么并发症之类的不良状况。那年，小乔治的父母已婚四年，母亲刚满28岁，父亲基斯（Kees）比母亲小一岁。乔治是他们的次子，长子名叫维姆（Wim），之后他们还育有三个孩子：汉斯（Hans）、西娅（Thea）和科巴（Coba）。这几个孩子分别比乔治小5岁、8岁和11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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